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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站可以停放电动车吗?
火车站也是可以停放电动车的,但是这在他的广场边上专门有停车的地方,是可以存放的,但是电动车在那停放的话,人家会收两块钱,所以说个人还是不建议你骑电动车,还不如坐车去,这样的话又方便又省事,还不用操心自己的电动车最重要的你花两块钱存车的话,还不如拿一块钱坐公交呢,来回两趟正好。
三国时孙权为什么把首都建在抢来的荆州属地武昌?南京和苏州不适合建都吗?
首先说说孙权曾作国都的武昌。
夷陵之战后,孙权做了一项重大战略调整,把大本营从建业搬到了荆州,具体地点在江夏郡的鄂县,孙权将其改名为武昌。
这个武昌并非现在武汉三镇的武昌,而是今湖北省鄂州市,也在长江边上,位于武汉的下游,两地相距120公里,约合汉代350里。孙权为什么选择武昌呢?作为孙吴新大本营,武昌显得更为巩固,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好,其三面环山,一面临水,其东南方的幕阜山余脉,山势险峻,是天然的军事屏障。
武昌临近江边的西山景色十分秀美,环城绕廓有洋澜湖和三山湖,让古武昌城显得景色宜人,适于居住。附近的西山还自古出铁,离武昌不远的汀祖、碧石和大冶的铜录山一带铜矿丰富,冶炼业在这里早有一定规模。
武昌城西90里处有樊川,可停泊水军船只,与樊川相连的有长达百里的梁子湖,湖面很宽,水量足,终年不枯,是操练水军的理想处所。由樊川还可轻松进入长江,其交汇处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樊口,这里已经成为孙吴水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。要与强大的魏军争衡,水军是吴军的致胜法宝,孙权一向重视水军建设,大本营迁到武昌后,孙权“于武昌新装大船,名为长安”。
到了孙吴黄武八年(229年)4月,孙权在武昌城南郊称帝,定国号为吴,定国都为武昌。武昌,成为孙吴***的第一个正式国都。
其次说说孙权为何又退出了武昌。
孙权在武昌称帝后,没过多长时间又主动退出了武昌,将国都迁回建业,也就是南京,时间是孙吴黄龙元年(229年)9月。
武昌为作孙吴的国都仅仅只有5个月,如此仓促的定都与迁都,让外界十分不解。其实,主要原因是蜀汉。孙权称帝后,主持蜀汉国政的诸葛亮主动与孙权结好,派人出使武昌,出于战略上的考虑,孙权也积极回应,双方“绝盟好议”,恢复了孙刘联盟。
双方认为,摆在各自面前的最大问题是联手灭掉曹魏,对此双方进行了盟誓,并且还想到了曹魏灭亡以后领土如何划分的问题。
当时曹魏占领的北方领土主要有9个州,即豫州、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兖州、冀州、并州、凉州以及司隶校尉部。双方达成一致意见,将这9个州一分为二,双方各执其一。这项“分天下”的方案,具体内容是:豫州、青州、徐州、幽州归孙吴;兖州、冀州、并州、凉州归蜀汉;司隶校尉部以函谷关为界,西边为蜀汉,东边归孙吴。
此前孙权命步骘遥领冀州牧,朱然遥领兖州牧,根据双方盟约,冀州和兖州在扫平曹魏后将归蜀汉,孙权下令解除步骘和朱然的这两项***。
诸葛亮也迅速作为回应,他上奏后主,把鲁王刘永的封号改为甘陵王,把梁王刘理的封号改为安平王,原因是鲁国、梁国都在未来孙吴的辖区内。为了表示对盟约的尊重,孙权做出重大举措,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,以表明自己无意在西面与蜀汉相争的诚意。
最后说说孙权为***繁“迁都”。
孙氏的大本营最早是吴郡的吴县,也就是苏州,孙策死时,曹操曾以朝廷的名义下诏,限定孙权的活动范围就是吴县周边。
但孙权掌权以后发展速度很快,地盘越来越大,不仅占有江东,还渡江夺取了庐江郡、九江郡等地,又西进荆州,赤壁之战后占据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,夷陵之战使其在荆州的 地盘得以巩固。孙权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向西移,为方便指挥,孙权的大本营也不断向西迁,先由吴县迁到京口,也就是镇江,再由京口迁到建业。
孙权后来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,除蜀汉关系方面的考虑外,也有巩固长江防线的考虑,长江是一道天然防线,但它的缺点是太长了,需要大量人马防守,处处设防又难以做到,所以只能重点防御。
江东是孙氏的根据地,别的地方能丢,这里不能丢,所以江东一直是孙权经营的重点,为此他下大力气搞了一个濡须口要塞,后来又搞了一个东兴要塞,这两处要塞都是护卫建业的。所以,孙权回撤建业,一方面是与蜀汉关系的考虑,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内在的需要,达到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目的,确保自己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
孙权一定要把首都放在荆州伏击的武昌,舍弃原先的根据地建业,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东吴地理格局与自身***的属性造成的。去武昌看似危险,实际上对孙权本人是最为有利的。
孙权在正式称帝之前,家族已经在江东地区经营了1-2代人的时间。虽然如此,但他的***属性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户。家族本来自于荆楚以南的长沙,获得政治威望是在中原的洛阳。主要的部队早期是长沙附近的,后来则是孙策追随袁术时期在江北-淮南地区招募的。
孙策正是依靠江北人为主的部队,拿下了江东地区,主要是吴郡一带。所以,孙权继承的也是一个江北人出兵-江南人出钱的二元混合***。江东大族们是被征服者,但也默认了江北部队保护自己安全的事实。孙权则是江北集团的代表人物,必须首先考虑麾下军功集团的利益,还要兼顾江东大族们的事情。如果平衡不好,那么就会失去根基。从赤壁前的摇摆就能看出,江东大族不配合,他的军事集团就没有抵抗下去的希望。这样的情况在后来的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时期,又上演过一回。
另一个因素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格局问题。不要看历史上有很多立足东南的***,实际上他们都是完全依赖农业产出的非海洋性国家。恰巧南方主要产粮区就分布在长江沿岸的有限平原上,所以沿江防御的重要性远超利用山峦地势的层层阻击。加上隋唐前的南方,开发力度非常有限,大量非编户齐民人口还以原先的部族结构生活在山区。这就让孙权的东吴格外需要计较长江南岸的每一寸土地。
也由于这一的格局设定,长江水战中控制上游的一方有巨大优势。在有限的江面作战,顺流而下是巨大的气候加成。历史上的很多北方朝代南下,其实都是用这办法来抵消南方人的水战优势。孙权即便是没有能力攻入巴蜀,也需要在自己的主要经济生产区之外,设立一个缓冲防御支点。荆州的意义就是如此。可以说当地对东吴的利害关系,远超蜀汉和曹魏。
结合以上两点来看,就不难理解孙权的用意。他首先需要在荆州设立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,保护自己的江东领地。为此不惜将自己的总部也搬到前线位置,以便更好的做出决策。否则弱对手发展出成规模的水军,阶段长江东西流向的通信,那么下游的***将非常吃亏。原先的总部设在建业而不是更繁华的江东核心苏州,就是这样用意。
另外,由于自己和强制迁徙的豪族附庸一起到了新的地方,就削弱了江东大族们对自己的节制能力。像鲁肃、张昭这样的江东本地名人,在建业还可以和地方上遥相呼应。到了西边的武昌,就身份转变为君主带来的职业官吏,没有以前的地方号召力。这对于想要加强个人控制力的孙权来说,也是非常有利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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